Plain Text 07/13/2007
一句话骂三国
含血喷人 指桑骂槐 自取其辱 全齐了
含血喷人 指桑骂槐 自取其辱 全齐了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它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论语》———一本头绪纷繁随手记下的孔门师生杂感录重要得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记·刘敬叔孙通传》)。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鲋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鲋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鲋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鲋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鲋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记·刘敬叔孙通传》)。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鲋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鲋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鲋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鲋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鲋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他们先是学会了“以法入礼”(瞿同祖先生曾论证过曹魏时“以礼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实际上此前数百年已先有“以法入礼”和“伦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时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时的儒家了)。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又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丧家狗”的习性尚未全泯，他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到“看家”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这时《论语》的重要性就出来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而《论语》作为纪录孔子“嘉言懿行”的书，恰好用作修身养性的指南。于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亦即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后来金元之际的高僧万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万松老人自知佛学不能治国，所以只为之争取形而上领域的权威地位。但确切地说，这话与其说讲儒佛关系，不如说用在法儒关系上更合适，就是“以法治国，以儒治心”(当然这里讲的以法【家】治国决不能混淆于今天强调现代人权法治的“以法治国”概念)。秦不用说是以“反儒”治国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后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国”，充其量不过是以“儒表法里”治国而已。于是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这就是宋以后《论语》不但成了“经”，而且位列“五经”之前，乃至今天许多人谈起儒家来不知有五经、但知有《论语》的原因。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他们先是学会了“以法入礼”(瞿同祖先生曾论证过曹魏时“以礼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实际上此前数百年已先有“以法入礼”和“伦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时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时的儒家了)。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又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丧家狗”的习性尚未全泯，他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到“看家”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这时《论语》的重要性就出来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而《论语》作为纪录孔子“嘉言懿行”的书，恰好用作修身养性的指南。于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亦即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后来金元之际的高僧万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万松老人自知佛学不能治国，所以只为之争取形而上领域的权威地位。但确切地说，这话与其说讲儒佛关系，不如说用在法儒关系上更合适，就是“以法治国，以儒治心”(当然这里讲的以法【家】治国决不能混淆于今天强调现代人权法治的“以法治国”概念)。秦不用说是以“反儒”治国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后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国”，充其量不过是以“儒表法里”治国而已。于是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这就是宋以后《论语》不但成了“经”，而且位列“五经”之前，乃至今天许多人谈起儒家来不知有五经、但知有《论语》的原因。
科学技术乃是历史的唯一积累性因素。甚至现代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有科技因素的介入。古代专制在注入科技力量之后，就出现了两条道路的分叉：一个是民族内全面和解的现代公民社会，一个是变本加厉的现代极权社会。为什么会有现代极权社会呢？无非是机枪坦克，印刷机，广播喇叭这些东西成功地把陶渊明逼成了老舍罢了。这样看来，所谓的生产力，是不是决定生产关系不说，至少是扩大了政治种类的分化。
现代威权社会应该说更接近传统专制社会，算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中间过渡。其内在逻辑都是自然地介乎其中型的。
至于人性的恢复过程，我有不同看法。每一个个体的出生都是一个全新的意识主体的开启，在最根本上是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而历史正是代代人类的个体生命如麻绳一样的搓合物。人是在书本教育，环境同化和受器物文明影响的三重作用之下发展出人性的。书本可以通过政治迅速改变。环境同化本身是基于社会主流观念的，一旦主流观念趋好，环境就应该起良性的同化作用。器物文明的影响更深刻，将使人类的整个民主化的逻辑在个体层次上重新被验证。
现代威权社会应该说更接近传统专制社会，算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中间过渡。其内在逻辑都是自然地介乎其中型的。
至于人性的恢复过程，我有不同看法。每一个个体的出生都是一个全新的意识主体的开启，在最根本上是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而历史正是代代人类的个体生命如麻绳一样的搓合物。人是在书本教育，环境同化和受器物文明影响的三重作用之下发展出人性的。书本可以通过政治迅速改变。环境同化本身是基于社会主流观念的，一旦主流观念趋好，环境就应该起良性的同化作用。器物文明的影响更深刻，将使人类的整个民主化的逻辑在个体层次上重新被验证。
关于尼采说的问题我认为是可以解决的，而且不解决就没有别的出路。人对于人的优越愿望与自由民主根本无法共存，但是可以通过自然界解决。人是同时向两个方向追求尊严的。人对人的尊严追求必然止步于普遍的资格平等，只要想到普遍的从厮杀走向谈判的历程，就会承认这一点。但人又是同样在向自然寻求尊严的。而广袤的宇宙为后一阶段的历史提供了尊严的巨大舞台。这个解释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把地球之外的自然界纳入考虑而改变原来的一些默认前提，诸如人的生存空间趋向拥挤，人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等。这样看来，所有科学造成的危机最终还是要靠科学本身来解决。我这里指的不光是宇航基础带来恒星际旅行的思路，还包括事实上已经颇见成效的新能源开发，各个产业的环保化。而这些全都是依赖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绝非把科学取消。伦理的重要不是体现在“天人关系”上，而是体现在人类内部和解，消除囚徒悖论，消除包括核危机，环境危机在内的人类权益“外部性”弊病所植根的民族国家对立态势的基础。我有一篇“实现人类和解，飞向浩瀚星空”关于这个说的比较详细。
我还要探讨，血气的文明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人类从古猿打仗时就已开始了血腥内斗，而直至现代的所有民族战争，阶级革命都没有逃脱古猿的“先砍对方，再医疗自己人”的套路，实在谈不上本质的进步。我认为人类真正称得上进步的惟有从厮杀走向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尼采是需要批判的。战战兢兢的现代人在二战之后已经普遍地认可了和解优于对抗的事实。对比过去，我们今天很自然地把所有国家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同类，而不是异质的怪物。再回到“文明化”的题目，我认为学会建立对等人格，坐下来谈判就是文明化的要求；而且文明化也应该止步于这个要求。君不见，“狠斗私字一念闪”都造就了什么。而仁爱之心，实际上仍是基于人追求别人更好评价的本性，本身并不具有原发性。人们说仁爱基于同理心，其实仍是用欲望的本体衍生来解释它，这个逻辑可就隐藏着阴暗了。倒不如反过来，以人之外其它所有人作为主体来定义他自己的仁爱。就是说，主体的仁爱是通过客体的需要展现的，客体的欲望需要和尊严需要使得客体会给予主体相应的评价，而人与人互相评价的系统一直是传统社会遏制个人私欲膨胀，维护道德的基本方式。在普遍联系深化的现代，这种评价系统更是衍生为舆论，媒体，各色各样的公民社会组织。所谓自发结构的重要性正式基因于此。而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同样因之而起。人在广泛的横向经济联系发达之后，势必会反对传统的等级社会结构，而等级结构上端又必须维持人格的公开特权来反对人格平等诉求。而传统社会内部的权力不断易手（这是历史的常态），将一次次为彻底结束历史的周期性模式提供机会。所以说，只要承认自由民主与普遍人性的根基相连，其胜利就是早晚的事。
那么，民主究竟需要多大的“性善”基础呢？我不认为有多少。如前所说，不仅狠斗私字一闪念有害无益，而且任何既不诉诸欲望，又不诉诸别人对自己评价的动机，都是不具备天然人性基础的。人类追求更好评价的动机将表现为自尊，也就已经是人格贵贱被结束的充分条件了。而实现全面对等的尊严制度，更多需要的是人性的第三面，价值中立的理性。社会的理性水平将决定民主革命的成败。而在全面实现对等尊重之后的历史阶段，尊严将一方面体现为对广袤宇宙的探索，另一方面则是今天发达世界“慈善竞赛”的继续--人为了名声将愿意进行慈善活动。而尊严的负面，奴役他人以获得满足的做法将被丢弃，而为社会所不齿。善与恶的琐尼亚德教式的划分乃是直观认识的结果，不具有根本性。人真正享有“宇宙灵长”资格的伟大之处乃是对善与恶的自主选择权力，人可以在自己的欲望和别人的评价之间作出选择，所谓知廉耻方有礼义焉。
而既然理性是最重要的，今天的有识之士最该做的就是积极地为人格平等诉求宣传，为理性普及而努力。这种理性，本身又是对谎言的反抗，体现着不屈淫威的人性光辉。
我还要探讨，血气的文明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人类从古猿打仗时就已开始了血腥内斗，而直至现代的所有民族战争，阶级革命都没有逃脱古猿的“先砍对方，再医疗自己人”的套路，实在谈不上本质的进步。我认为人类真正称得上进步的惟有从厮杀走向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尼采是需要批判的。战战兢兢的现代人在二战之后已经普遍地认可了和解优于对抗的事实。对比过去，我们今天很自然地把所有国家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同类，而不是异质的怪物。再回到“文明化”的题目，我认为学会建立对等人格，坐下来谈判就是文明化的要求；而且文明化也应该止步于这个要求。君不见，“狠斗私字一念闪”都造就了什么。而仁爱之心，实际上仍是基于人追求别人更好评价的本性，本身并不具有原发性。人们说仁爱基于同理心，其实仍是用欲望的本体衍生来解释它，这个逻辑可就隐藏着阴暗了。倒不如反过来，以人之外其它所有人作为主体来定义他自己的仁爱。就是说，主体的仁爱是通过客体的需要展现的，客体的欲望需要和尊严需要使得客体会给予主体相应的评价，而人与人互相评价的系统一直是传统社会遏制个人私欲膨胀，维护道德的基本方式。在普遍联系深化的现代，这种评价系统更是衍生为舆论，媒体，各色各样的公民社会组织。所谓自发结构的重要性正式基因于此。而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同样因之而起。人在广泛的横向经济联系发达之后，势必会反对传统的等级社会结构，而等级结构上端又必须维持人格的公开特权来反对人格平等诉求。而传统社会内部的权力不断易手（这是历史的常态），将一次次为彻底结束历史的周期性模式提供机会。所以说，只要承认自由民主与普遍人性的根基相连，其胜利就是早晚的事。
那么，民主究竟需要多大的“性善”基础呢？我不认为有多少。如前所说，不仅狠斗私字一闪念有害无益，而且任何既不诉诸欲望，又不诉诸别人对自己评价的动机，都是不具备天然人性基础的。人类追求更好评价的动机将表现为自尊，也就已经是人格贵贱被结束的充分条件了。而实现全面对等的尊严制度，更多需要的是人性的第三面，价值中立的理性。社会的理性水平将决定民主革命的成败。而在全面实现对等尊重之后的历史阶段，尊严将一方面体现为对广袤宇宙的探索，另一方面则是今天发达世界“慈善竞赛”的继续--人为了名声将愿意进行慈善活动。而尊严的负面，奴役他人以获得满足的做法将被丢弃，而为社会所不齿。善与恶的琐尼亚德教式的划分乃是直观认识的结果，不具有根本性。人真正享有“宇宙灵长”资格的伟大之处乃是对善与恶的自主选择权力，人可以在自己的欲望和别人的评价之间作出选择，所谓知廉耻方有礼义焉。
而既然理性是最重要的，今天的有识之士最该做的就是积极地为人格平等诉求宣传，为理性普及而努力。这种理性，本身又是对谎言的反抗，体现着不屈淫威的人性光辉。
说到索尔仁尼琴，倒是可以与其它三个人比较一下。
同是文学家的帕斯捷尔纳克，写了日瓦戈医生，却没有古拉格群岛那样广泛的影响。由此观之，对真相的直接叙述，大量事实的披露将比理念的内在证明更有社会影响力。跟进一步说，诉诸理性，诉诸人的吸取教训特性的方式更加有效。
没有活到高墙倒塌之日的氢弹工程师萨哈罗夫，则体现了自然科学的理性中同样蕴含着与极权的格格不入。今天人们指责理工科思维冷漠的中立特性，是不能服人的。
享誉世界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则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却在死后被披露了大量的良心日记。老肖虽然没有公开发表过不同政见，却也从不违心参加给当局帮腔的活动。老肖的例子可以说明，人性的基础是很普遍的，压迫和侮辱是终将要结束的。
同是文学家的帕斯捷尔纳克，写了日瓦戈医生，却没有古拉格群岛那样广泛的影响。由此观之，对真相的直接叙述，大量事实的披露将比理念的内在证明更有社会影响力。跟进一步说，诉诸理性，诉诸人的吸取教训特性的方式更加有效。
没有活到高墙倒塌之日的氢弹工程师萨哈罗夫，则体现了自然科学的理性中同样蕴含着与极权的格格不入。今天人们指责理工科思维冷漠的中立特性，是不能服人的。
享誉世界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则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却在死后被披露了大量的良心日记。老肖虽然没有公开发表过不同政见，却也从不违心参加给当局帮腔的活动。老肖的例子可以说明，人性的基础是很普遍的，压迫和侮辱是终将要结束的。
